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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omprise我相信马丁有着两条沙滩裤。 那可怎么办?很遗憾,这其实是一个点名游戏。让围观群众失望了。 虽然现在写有点晚,但是既然那可你还没买机票,就容得下安排。 【那可回来,你预计他将糟蹋你多少个夜晚?】 一两三个吧,我拿不准。拿不准大概是因为我不知道在一起可以干啥了。我觉着最好的状态是不管干啥,坐在一起就好。但现在坐在一起时有点儿慌,所以我才想应该干点啥。夏天回来正好有事做,给切八擦屁股,多美好啊。现在切八都擦干净了,真叫人心慌意乱,不知该把手放在哪儿。 【那可回来,你愿意花多少个夜晚供他糟蹋?】 几个都行,但是坚决不能熬夜。原谅我计算了时间成本。啊,这道题的目的就是让我说出来坚决不能熬夜。 【那可回来,你想和他干点啥?】 在全鑫喝啤酒。但是全鑫已经破产了。那我们就随便找个地方喝啤酒吧,但不要酒吧。大排档之类的地方是首选,不清真的也行,我先吃饱。喝啤酒只是为了放松下来,不是为了失态。跟失态比,我更害怕有人不愿失态了。放松下来,咱就不需要让怕怕呀那样一个一个点名发言啦。 即兴卖艺。甭排练了,直接找个下午或者晚上到街上卖艺。比比谁赚得最少。 凌晨六点一起吃早饭。这个最美好了,一起看日出啊。 找足人,像今天这样的晴天,下午,在西溪的草地上玩老鹰捉小鸡。 【那可回来,你不想和他干啥?】 不疼不痒地聊一聊。帮他把行李提到飞机场。舌吻。
我就知道我点不全,那就这样吧:见者有份!见者有份!
怕怕呀,这是跟你学的,要轮流发言;那可,答案你自己回收、撕毁、下锅、和进饺子馅儿或者装罐带走。 十一月十八日我刚来紫金港,总是骂骂咧咧。骂新校区太邈远偏僻,骂刚种下的树苗太瘦弱没荫,骂刚盖好的图书馆空虚贫瘠没粮。我这么骂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我跟酷男赵超一起去排练,一起爬上小剧场三楼,进309前一起去尿泡尿。“操,溅了我一袖子!”我又骂。赵超这时站在西边一米的地方,逆光,我有点晕眩只看到他的剪影,并听谁特别淡定地说了句:“朝前靠一靠就好。”果然如此。后来我开动脑筋发挥了一下想象力,就觉着其实所有被骂的东西都是尿池,你朝前靠一靠就没事儿了。 可能姑娘们还不能对这个比喻有比较真切的理解,那我就说明白点儿吧。我觉着所有从谩骂政府和某党之中得到莫大快感的人,都不妨朝前靠一靠。要么进入体制,改善体制。要么准备牺牲,弄翻体制。叽叽咕咕的很光荣吗!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阻止你做任何事情。你生来就是自由。世界最多阻止了有很多人给你鼓掌,但那与你的自由何干?
王小峰网名带三个表,是解构和颠覆,是不满和抗议。但他直接瞄准皇帝,使他自己成了另一端的皇帝。
四库全书里最大牌的外籍作家是欧几里得。
“解构”老被和“经典”对立起来描述,但我觉着,被解构的其实不可能是经典本身。经典(曾经)是经典,也就是说它发生过,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解构怎样也够不到,因为解构永远是当下的。因此经典毫发无损地仍然是经典。这就好比说,高力士是个的太监,无可置疑;虽然今天历史变迁、社会变革,没有太监了,但高力士在今天他究竟还是个太监,你说他是垮掉一代那就是扯淡。我理解的解构就是唯物历史主义,就是曝露一个事实在时间上过程性和空间上的残缺性。解构主义者们以自我作践的方式维持住过去时代的经典的尊严,给僭越者们划下一个界限。这么说,解构论者们才是真儒士啊,堪称当代阮籍、嵇康。
我在年末最后一天的早晨想通了一个问题,豆瓣推荐和真正的尊重不是一回事儿。
编写经书的通俗读本,基本都是只白话经文,却不理睬注和疏。这仍是尊经么!哎,我真的读不通疏。 这一政权,名义上是无产阶级的,其实是官僚资本家的。在这状况下,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嗤之以鼻是不知好歹,对自由主义的拥护则是自作多情。 我记得张旭东在《筑就我们的国家》后记里有个很时尚的说法,知识分子忽视了这个国家最大的国情,那就是可能永远也布尔乔亚不起来的人民大众。
论文屙不出来,屙一篇博文。我无非需要一点儿成就感。 0911281209一边"被迫"追逐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一边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这就有点那啥了吧? 自己骂自己,长大没出息。
伯希和说过他选题全凭好玩不好玩,好像钱锺书也被人这么说过。这些都成了学术动机纯粹的典范。其实在类似的意义上,世俗事务也常被比作游戏,很多企业家也说过伯希和那样的话嘛。即便如此,学术游戏听上去还是比生意游戏更纯粹,这是为什么? 都是游戏,但在理论上,学术游戏更不计成本,尤其是时间成本(事实上所有人事的成本都可换算成时间成本)。偷工减料和妥协方便是学者的最大耻辱,皓首穷经和自不量力是最甜蜜的自嘲。十年磨一剑,或是三十年写一本书、六十年一篇文章,这才是榜样。你想啊,几十年如一日,不是为了"好玩",还能为了什么。就对时间成本的义无反顾而言,只有爱情可以相比,海枯石烂与皓首穷经几乎是同一种忠贞。但学术为自己"好玩"的同时还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而至不朽,不能经世济用不能远浥后人的儿女之情这么一比,又简直是快餐了。 做为游戏的世俗事务则不,它计算成本,因而充满妥协。但是,成本晋升为游戏规则的条款之一,妥协则属于攻关降敌的必要手段,也没什么抬不起头见不得人,世俗事务根本不图那个纯粹。 这就是区别;井水不犯河水也好。但问题是今天人们发现,学术游戏的上述形态归根结底是理论上的,其实呢它也讲成本也有妥协。而成本被伪饰成游戏规则的条款,妥协则被包装为攻关降敌的手段。学术成了声称追求纯粹的事俗游戏。纯粹是什么?就是相信真即善。 在今天,一方面舆论多多少少仍然相信学术事业的纯粹性;二方面学者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手上活儿的不纯粹,皓首的榜样的动机和策略被怀疑了;三方面学术体制比学者更迅速更干脆地放弃了对纯粹的追逐。这是不是问题? 尼采鼓励"强者的悲观主义"。悲观主义意味着放弃真即善的信仰。当人看到善的与真的貌合神离,善的与善的针锋相对,也就丧失了对任何一处价值高点的信任。在意识到这一点时,这个人所感到的孤独和悲怆,就是尼采的"悲观主义"吧。但这还不够。在失望后,仍然要精力充沛全情投入地工作,仍然要够饱含深情无怨无悔地面对这个世界。毫无指望地爱,这就是强者的悲观主义吧。 啊,空谈真过瘾。
很多人用缘分这词,没有佛教意味,也没传统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那么自然,它指的乃是"体制外",是出于对僵硬的社会分工的不满。
人苦行是不是因为迷茫?
告诉别人你的自卑、自憎无非是祈求宽恕和怜悯。
不是回西安救火,也不是下南洋慰相思,就像三哥说的,我这次到北京是闲得蛋疼。2号下午到,跟翁飞吃了个汉堡才离开火车站广场,帽子落在德克士,回去取;晚上跟金影村吃拉条子;再晚一点,跟三哥一边接受翁飞的人生观教育一边喝咖啡。3号,在清华食堂吃早饭,油条很好,油饼很烂;中午跟翁飞吃汉堡;下午须弥山及其佳人请我吃糖雪球;晚饭请Eva及其哥们吃肉;夜里见到王靖雯又吃肉。4号就不吃早饭了,中饭蹭钱颖技,北师清真特别好,九分,好撑;下午跟黄石在四季厅喝咖啡和茶;晚上康老师摆宴,饭后补一个汉堡,这宴太久错过了长安人的烤鸭,让人懊悔。5号中午考察人大清真食堂,八分;下午danyboy为我接风加饯别,吃鸡,喝燕京啤酒;再晚,若纯携夫人带病煎茶。6号午饭跟翁飞吃烤串,下午去北大跟紧金影村告别,终于这次啥也没吃;但晚饭又吃,北大清真食堂六点儿五分,如果掌勺的姑娘没那么好看就不及格了;除了须弥山,几个姑娘们都吃素,但我仍然吃肉,吃肉,吃肉,粉条肉末、油炸鸡柳、烤串、大盘鸡、宫保鸡丁、奥尔良烤鸡腿堡、板烧鸡腿堡、mini羊排、普通烤羊肉串、囊坑烤羊肉串、巨无霸、巨有霸吃吃吃。 还是不要总结发言了。该记住的早就记住。
突然记起前几天在人事科值班的情景。有人送材料来,问这东西是不是交到这儿?我看抬头写着某某学院组织人事科,就接了下来,并职业式地微笑道别。关上门再看,才发现接下来的是一封辞职信。那有疑和无奈,那发泄和隐忍,努力地保持住平衡,看得我有些感动起来了。 这间办公室里文件汹涌,从保险柜淌到沙发上,从桌面扑到脚边,但每一份材料、每一张纸、每一个表格的框框里都是官腔奴调是敷衍是逃避是故作镇定是礼貌性的霸道是空无一字的滔滔不绝,只有这封辞职信在说着人话。
"对,戏园子和剧院是无高低的。但是第一,在今天,剧院对戏园子和其他可能的戏剧空间形成了压迫。在剧院以外的演出,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无疑是业余的,瞎闹的,不需要关掉手机的。什么是戏什么不是戏?什么是专业什么不是专业?剧院在剧院以外已经制造了一套权力机制,所以有必要对剧院警惕起来。第二,剧院所适合的那种观演关系(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回事,剧院本身就意味着那种观演关系,意味着那一系列制度,而并不存在“适合”这种关系),是否足以有效的提供今天需要的仪式感?为什么今天剧院行业不景气?为什么中国人去戏院比日本和欧洲人少得多? 我觉得今天想做戏的人应该这么看看,城市流浪者在一起时有什么仪式(去改善大厦背面的小火堆),进城的民工过节时有什么仪式,没有闲钱旅游和血拼的小家庭在长假里有什么仪式(去改善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时的情景)。为什么导演们不去管这些事儿,因为他们要守住剧院,守住剧院的意思就是把持住演出戏剧的权力,就是把那些更需要仪式的人拒之门外,让那些更体面、更有资格理解和评论他们同时也就是能够赋予他们权力继续演出的人进来。而剧院也恰恰正是这些戏剧人的帮凶,它生而为此,这里的不许喧哗,不许嗑瓜子,不许带着哭哭啼啼的小孩,不许带入食品和饮料,是给谁设置的?给你和我吗?不,是给那些农民,那些工人,那些真正流离失所的人,设置给那些劳动者天生的大嗓门和粗劣方言,设置给不可能去请保姆或送入幼儿园甚至工作时都不能不带着孩子的劳动者的左右为难,设置给流浪汉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戏的过分要求。所以,他们从来都不走进剧院。" 09101620223111061317
我学这专业是为了写博客吗。
承认了错误,也不能减刑。
昨晚做梦梦见自己斑秃。
前几天碰到碗小姐领着四姨太在食堂溜弯儿,当晚就梦见雪爷爷。自习时,雪爷爷有如顽童般在教室里追赶一只飞虫,我连忙献殷勤,跟在后面防止他摔跤。我俩追进一个小房间,像古籍所资料室。忽然飞虫停住,悬在额头高的半空,我们也站定,看着,一声不吭。只见那原本蜻蜓大小的虫子像注水的气球一样膨胀起来,皮肤越来越薄,可以看到体内正隐隐发光。透明翅膀跟着变长,揪住身体,而这家伙最终肥硕到小飞象的水准才停住。教室里人纷纷跑来,一个一个挤在门边目瞪口呆,一片安静,只有两片薄薄的翅膀像吊扇叶子那样在头顶呼扇。
下午上课前。地板上的阳光像满满一盆金子,满得看不见盆沿。
我脑子不曲折,所以没劲。
下午上课时关老师说,沈先生去世了。晚上在敦资坐着,听见走廊上奔丧回来的王老师打开办公室门锁的声音。
不可分的官学还是分成了六艺、七略和四部,不可分的四部还是分成了文史哲政经社。分就分了呗。
干部培训,听了四个小时废话。如果说讲话讲得人昏昏入睡的官僚们是把人当小孩哄,那么与众不同的郑强副书记就是把人当傻逼哄。他全场重复率最高的话就是,"告诉你们!"更拙劣的是演讲结束某主任竟上台向郑书记汇报鼓掌次数,"一百二十五次!"我真不信这数字,实在是精确到恬不知耻。更更拙劣的是某学院下达任务,每人须写感想一篇,论文格式,有摘要和关键字,以后结集成书。我是个缴党费的中共党员,不是个拿薪水的服务人员。
前些天为视频的事去玉泉找程俊俊,走过新桥门小桥门之间的教工宿舍,指着楼上一户向他介绍,这就是朱淼华的小屋。程俊突然一问,他还在浙大不?我才想起很久没他消息了,他在这儿还待得住吗?今儿下午,在夏老师那里整理表格,看到朱淼华的名字,才确认他还在,甚至还带那三门课。 我听朱大叔的课啥也没学到(当然可能主要是自己的问题),但他却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偶尔我还会脑子里复原当日谈话的情境。太概我一直自觉不自觉地在搜集不靠谱的成年人的生活样本吧。(譬如阿波的个人生活轨迹我就不那么感兴趣,但他开书店的朋友游离就很令我好奇,书店怎么开起来的?书店关门后又怎样了?这种好奇异常良薄,因为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模仿,但似乎只要这些不靠谱的人事还在,我就更安全。我得到的不是进取的力量,而是自我怜惜的借口。)不知道他如今分了房没,搬到哪儿去,不知道他跟那新一茬懦弱十足却自以为无所畏惧重估一切价值的毛头小子们又会讲点啥。
追光远远赶来,打亮演员,也就打亮自己。
GEB,我觉着一套信仰系统所能证明的,决不是它比其他信仰系统更真、更对,而是它们之间不兼容。因为它的证明方式、评价标准总是对自己有利。凡不兼容的,便是"非神佑的"、"大逆不道的"或"不科学的"。
这是不是阶级分析法:电视剧里薄情郎总是知识分子,实心眼的则总是农民出身。不光《渴望》如此,连《七武士》也是呀。 09100113 仿佛旧时院落门边的石狮子,温州村一家药店的门口有两只儿童电动小车,摇啊摇还在原地那种。谁家的年轻妈妈摸出两枚硬币,叫小车又扭起屁股,配合着布满爆点的拍手歌。如果你感到幸福,如果你感到幸福。我看到店门口更旁边的小马扎上,没活做的修鞋大嫂也哼唱着,跺,跺,脚,有那么点不能自已。 什么是安全什么是不安全?明代会舆论认为陈继儒这种自由撰稿人的职业很不靠谱吗?李白那样到处折腾,他妈他爸会活活气死吗? 很多时候学者都会混淆权力斗争和学理讨论。"李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也许这个命题最初的提出者是出于自己的阅读感受,但是后来将这个命题常识化处理的人,未始没有维持李白研究显学地位的算盘。高宣扬今天拼了命地重复说"生命和意义的问题不是逻辑学和自然科学能解决的",无非是说逻辑学和自然科学都歇菜吧,这问题只有生命现象学能解决,只有他代言和翻译的米歇昂利能解决。 唱歌的说我爱音乐,学生对导师赞不绝口,王婆张嘴就是西瓜。 很多时候学术的分科给人一种排列组合游戏的感觉,譬如说,有古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有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文学,这种排列组合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吗? 这种分科策略大概出于组织的方便,却不符合某种更自然的需要——起码不符合一个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需要。分科制度的不自足在于,它拥有史学史,却没有哲学哲或文学文;它拥有中国古典文献学,却没有中国现代文献学或西方古典文献学。它不解释,它仍然衣冠楚楚钮扣整齐,它为什么不解释? 知识家以分科制度为基点思考和提问,就是以身家性命为基点,这可耻吗?今天的天经地义乃是昨天的道德沦丧,你怎么办? 你反对谁的意思是你认为自己不是谁,你拒绝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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