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的意思其实是没关系吧。

    整节卧铺车箱都没人吭声。

    ＂请给有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这话让机器来说，是因为不想让的人可以当作没听见，不想说的人可以当作已经说了。

    醉酒后醒来的那天早上，如果没跟醉友通个电话，就会有种被骗了似的羞耻感。

    道理只能讲给自己。但是做给别人看。说这话是不是已经犯戒？

    自恋的人自己屙了泡屎也要瞅两眼。这话是不是谁先说过了？

    没去看范晴宇的戏，当天晚上在超市门口撞见，才想起之前口口声声答应过的。这算怯场不？瞎忙活《秃女》和《劈棺》，这算怯场不？

    去黄楼看了苏阳。这是不是很丢人，看一民谣场，结果湿了，不是，po了。

    需要更直接更切实原本的阅读，而不是兜圈子，不是道听途说，所以他绕开译者所撰的前言，径直去读正文。他不知道每一句译文都是那篇前言的注解吗？

    责任固然是外在的，承不承担则是自己的事儿。其实反对这一套社会教化无非是因为接受了另一套社会教化。反对教化恰是一套教化。关健在于，人得有一套，然后承担所有后果。

    章太炎＂苏报案＂后没跑路，自首了。被铐上时，章夫子可没有论证过：我不承认你清政府的合法性，所以你的牢房我用不着坐。

    杭州古墩路一工商银行门口的滚动广告栏上说：又快又好，贷出幸福。

    上海地铁吊环扶手上的世博会广告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幸福在哪里，请问广告商。

    文革时的革命狂热和今天的反革命狂热比起来也要逊色几分吧？

    对错，只看初衷固然不够，可只看结果同样无效。所以，布施的事不能只问是不是施了，还得问为啥去施。勿以善小而不为，具有同样逻辑效力的是，勿以恶小而为之。不是后半句刻薄，而是前半句还过于懈怠。

    几十年前大跃近那一类荒唐事似乎出于只看初衷不问结果的急切，而这些年只看结果不问初衷的实用主义的大行其道，背后同样是急切。急切，所以怠慢就情有可原吗？

    初衷与结果的提法似乎仍显得遮遮掩掩，这个伦理判断终究牵动着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如果伦理主体对自身的阶级性缺乏反省，谈初衷和结果的辩证法就未免奢侈了。

    显然，大家都很寂寞，很无聊。

    最近日含擀，开始看戏。去美院看了场戏，《义务》。技术上学肢体戏剧，其实仍然靠文学肌理来组织内容。海报上解释这戏是对于义务教育的批判——这已经是文学性主题，可技术上作者们努力地逃避文学性，生怕有句台词，生怕有个故事，生怕有个明白的中心思想。有语言而无台词，有情节而无故事，有思想而无中心，美学上完全成立，但那一定不是躲来的。

    全戏分成若干段。第一段，舞台铺满落叶，两个姑娘用线分别牵动起瘫在落叶之中的两个木偶，那木偶也是人演的。木偶逐渐获得主动，这原本单向的牵动/命令/控制也就逐渐变成人与偶对控制权的争夺，最终人-偶既有的主-客关系被彻底颠覆。充斥不确定性的肢体表演和音乐达成细密缝纫，使连接两端而承担所有较量和对话的那几根细线张力十足。问题在于，对人与偶二元结构的构成过程、互相作用这些关键问题缺乏具体分析，也就给不上答案，作者似乎已经陶醉于提问本身，这陶醉和自鸣得意使严肃谨慎的疑问一下子变成了狂妄而空洞的反问。怪不得李肆这个总是回避逻辑纠缠的家伙都会抱怨，为什么就成了木偶控制人了，根本没交待么！

    第二段里，男孩把报纸塞进衣服然后做出肌肉男造型那一段是全场唯一的幽默，唯一有力量的反讽，也是唯一敢于使用文学手段（反讽）的段落。

    此外印象深刻的片段是那个半裸的男孩。他本来衣冠楚楚走上舞台，若有所寻而不得，然后开始脱衣服，只剩一条泳裤，然后疯吼着跑下舞台。到这里扯淡程度已无以复加了，谁知男孩吼声由近到远却并没完全消失，有三五分钟，又渐渐地由远及近，他只穿着泳裤浑身淋水又跑回到舞台上，啪地摔下两只活鱼，又马上扑倒在地朝烂地去砸那鱼头。从无聊到后来一连串的惊奇，我怎么也忘不了。当我看到鱼想到他飞奔而去后真的下水，舞台顿时就如帝国版图般迅速扩张起来。这是最浪漫的一段；虽然我完全没看懂。

    后面几段都不好：愤怒，却无来由；反抗，却找不到主体。如果真的取消主体也就无所谓反抗了，所以这里不是后现代的自觉，而是前不起来后不下去的拧巴。明摆着，所说的话自己还没想明白。

    最近日含擀，开始看戏。看了首场《斯人独憔悴》，迟到了。方震说主演特好，肺先生说败在演员，说不清的不说了。方震说还是本子好，肺先生说本子就是好，说清了的也不说了。说说毛主席。毛主席的肖像赫然出现在舞台上！也不知是作为道具的印刷品质量不好，还是特殊的灯光效果，舞台上的毛主席脸色发青，笑意诡诞，原本该是信仰坚定、慈祥有爱的主席肖像完全变样，变得阴险、冷酷，那棉里藏针的笑容，那衣冠楚楚的狼心！谁才是毛主席？

    戏里的毛主席是一切惋惜的制造者，一切黑锅扣下的方向，乃至一切恶的源头。我只能说，这个历史判断太简单了。梦雨已经借小俞来反省这个判断，但是为了不影响主题，这个反省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对已严严实实遮掩住老毛的精神伉俪的高大形象。

    啊！难道拆城墙和拆毛主席的台不一样吗？怎么没有人背起画夹冒雨去画一画那即将泯灭殆尽的理想？“二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那将要后悔的人是谁？

    最近日含擀，开始看戏。好多钱，在红星剧院的二楼看了个《牡丹亭》（还看到了一楼的桂老师），是游园惊梦以外的几出。《花判》最精彩。做这样的判官，有潇洒不够，还要有趣味，有所沾滞。

    这出戏有个小鬼陡然唱了句死了都要爱，叫我觉得特不搭调。梦雨跟我争了半天，现在想想该怎么答。这一句唱完全没技术含量，也就看不出演员/导演对流行音乐的造诣、兴趣甚至尊重。造诣、兴趣和尊重，就是旧时所谓“现活”多于这损人利己的瞎吼的东西。既非炫技逗场，也非美学上的考虑（因为如果是炫技逗场，就得有难度，加一把电吉他可能就不一样了；如果是美学上的考虑，美丑总是感觉得到，更不至于这样小品式地制造恶意笑料），这么做唯一的动机是向观众献媚，向票房（文化市场里票房等于名誉和利益）低头。可是恐怕所有对流行音乐有起码尊重的观众，都不会领情吧。呀，梦雨，我好想把你排除在外了。

    最近日含擀，开始弄戏。

    先是《水经注》。构思中，大伙都在逃。我在逃避叙事，陈骞在逃避中心，梦雨大概逃避的是经典。这么说大家逃的差不多，其实不是。我逃叙事的实质是逃难度，逃比较，是“现实主义根基不稳才去整先锋的”；我揣测陈骞逃中心的实质是逃生活，逃现实主义中的道德诉求，逃那道德诉求对他自己生活的拉扯；我揣测梦雨逃经典的实质是逃黑白，她似乎太想排一个和黑白不一样的戏了。真正的相同是，我们都在避重就轻。之后的《荒诞派戏剧集》，情况没有大变，仍然是有所畏惧的人聚在一起。这不行。排了两次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终究是有了排练，比之前停留在瞎想阶段好得多。后来借着＂德艺双馨戏子票友夏日流汗大聚首＂的人，排起了《五典坡上大劈棺》。前两次排练还行，无论多么摸不着方向，大伙都在动。后来两回就不好了，差不多被我白白浪费掉。问题又回到玄谈空想太多，我想我仍然在逃。

    我为啥要做一个戏？我承认心里真的有这个猥琐的念头：证明自己离开剧社仍然可以排一个戏出来。这年头折磨了我快三年。如果不把这个念头消灭了，我就真的废了。

    希望等我自己好了，还能找到一块做戏的人。做《大劈棺》也行，做《小井》也行。

我是使爸妈衰老的诸多事件之一

职称、房贷、牛肉的价格

我跻身其中，最为持久

我是这对中年夫妻唯一相符的病症

共同的疾患，二十三年来

无时不在考验他们的婚姻

我差不多就是耐性本身

我是疲惫的侧面、谩骂的间歇

我是流水中较大的那块石头

将眼泪分成两份

　　和嘿咻过的人沤气，多叫人难堪呀！可是一代又一代。

　　如果不能区分兴趣和欲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就是一句空谈。

　　选项不仅无穷，且不断更新。而新来的选项却并不使境况显得更为宽裕，因为已经是无穷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宇宙。这就是无穷。但是每当我们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仍然会感到缺憾、遗弃和丢失——又是什么在损害完满性，既然无穷依然如故？

　　胡适说做学问当在无疑处有疑，做人当在有疑处无疑。真好。我的疑问在这话的形式上，学问和做人凭什么可以并置，并使这个几乎对仗的复句在逻辑牵引下显得如此完满？

　　这种修辞水平的完满性，一旦搁进历史主义视野就玩完。做学问既已无疑，偏造疑问，这是不是特指他那套＂科学方法＂？想到这，难免就怀疑起后边半句，是否也有着某种特指，某种私衷，某种自觉不自觉的遮掩、逃避或自我解嘲？

　　推荐大伙去看沈玎同学的校内网日志，看图说事。照片好不好不知道，起码毫不惺惺作态。文章写得真好，放松，寥寥三五句，不知什么时候已叫小心坎坎泛起了波澜。只是最近两篇没有以前的顾盼生姿了。

　　沈玎是同级新闻系的，宿舍近，点头之交，没说过话，这会儿在哪儿、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当年军训打架事件里他有无亮相已想不起来，但名字大约是那时记下的。我远远打个招呼吧，虽然你根本看不见。

　　够细，才能鞭辟入里，够里，才能激起知觉，够疼，才能叫懒驴动起来。而大多体系性的东西，能给人拥抱感、安全感，但人就容易变懒。这俩东西要交替用。

　　欠须大师两篇笔债，不好意思上豆瓣。

　　哪一个宏大理想没有被多次背叛？

　　成功学其实是策略成功学，是Q版权术。

　　这是体制问题的意思就是这不是我的问题。

　　四年前把《便条集》送给朋友时还有那么点不舍，前几天在西安的打折书店又看到这书，买下，于是有了这次重读。便条集的陆续发表似乎是在他名声大噪以后，某几条虽然注明了一九八几年作，但多出题目，被括号架住放在编号之下，显然和其他＂便条＂不同，大约是已悔的旧作，在功成名就之后的某次检阅时又感到了无怨无悔，被插回正在进行的＂便条集＂里。便条集，顾名思义，于坚可能是想体验某种非专业化的更日常的写作状态，然而这是信手拈来还是守株待兔只有他自己知道。看着这不断累加的编号，我似乎听到工厂车间的轰鸣，流水线上整齐排列的罐头抿住嘴唇静静等着，出厂前被敲上一个日期。他似乎享受着数字绵延带来的帝国版图的幻觉。编号是为了放宽作家自我审查的尺度吗？

　　＂穿西装的男子/在秋天的公园拾起一片/红枫叶 他靠着一座亭子/试图像古代的平民那样自然/梳洗罢 独倚望江楼/但他无法放松 他的爱人走上去/为他整整领带 于是他扔掉叶子 挺直/像一位总统在签字后那样憋气/等着快门响起 几乎倒下＂。这首在集子里已算优秀，既保留着于坚式的嘲弄和冷笑，又有即景速写的那一份潇洒利落，然而枫叶和领带之间简陋的二元对立终究缺乏批判的张力，比起尚义街6号的肉感和作品X号的无所挂碍，此诗贫瘠得像一篇才华横溢的博客日志。如果此论叫人觉得是求全责备，那么不妨看这两首：＂那些小说家都是/诗歌之蛹变成的/但在那些真正的蝴蝶中/没有小说家＂以及＂像一只大胖子鸟飞机/咣咚一声 撞在城市的肚子上/立即病狂地跑起来/仿佛在倾刻间/被滑雪队录取了＂，依旧才华横溢，比喻扣人心弦，同时从博客滑向了饭否。剩下的更失败的作品就不用再提了，从这几首已经可以看出便条集的由来：愤怒琐碎成牢骚，嘲讽空虚成调戏，于坚大叔知道，只有把诗笺裁成便条才算践行黑格尔形式与内容必须通一的教诲。

　　良莠不齐的背后，是松懈和殆惰，是对难度的遗忘，对苦修的背叛，是功成名就和志得意满——原谅，这都是臆断；我过于失望了。＂秋天的阳光越过昆明附近的高原/照耀着穆旦的大学/青云街和翠湖依旧遮蔽在乔木之中/在树枝下 避暑的职工的学者同样空虚/在他们中间没有穆旦其人/在昆明以远的各站/也没有＂。

　　这首诗，也在便条集里。书里这样水平的，有却不多。要十分耐心地在这两百多叶没有题目只有编号的习作中苦苦寻找，才找得回于坚。既然他生产诗集时计算了读者的耐性，那我读它时就不能不计算上定价了。

　　看完《高考1977》，心中怨念成火。

　　因为目的是准备高考，所以强子盗窃的事情可以被原谅，被警察鼓励，甚至成为一段高考佳话？

　　电影对陈德甫历史事迹的故意回避，似乎言外之意是事实无所谓，但凡当初被扣上帽子的，现在一股脑都是受害者，都可以出来撒撒委屈。毛泽东说谁是历史反革命未必真是反革命，凭什么邓小平说谁不是历史反革命就一定不是历史反革命？

　　强子似乎是改革开放中受益者的典型形象，耻于居人后，敢于钻空子。谁也不能干涉法律赋予他的考试权利，他绝食期间振振有词，一个枚公章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真是掷地有声啊。问题是高考制度是公平地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吗？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高考就不是公平的。农村娃考上的少，城市娃考上的多，明摆着——格瓦拉说，很多事是形势决定的，没有美帝讲的那一套自由。高考保障的是既得利益者；而但凡不是既得利益者，也将被高考改造成既得利益者。强子口口声声说的人味无非资产阶级的阶级认同。老迟已经反问了：“你懂什么人味？！”

　　电影一开始就把根宝塑造成个窝囊废，所以他舍生取义的结局似乎是完满的。然而，如果他活着，没有考上大学，一直呆在农场，他的一生就晦暗无光了吗？他就不能幸福，不能得到一个人的尊严吗？

　　伪造公章竟成了深沉的父爱？结尾招生办的领导决定犯错误的原因是“为自个儿的孩子”，陈德甫教训老迟时也是反问如果有人这么对你的孩子你愿意吗，这跟强子盗窃的正义性来源一样：私。维护私有财产是天赋人权！资产阶级啊，你的是非在哪里？

　　老迟的问题，谁来回答：“知识分子应该离开这儿，难道我们转业干部复员军人就有义务呆在这儿吗？”

　　我这么说，所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有权利来骂我；但是后来的同情者，滚蛋。

    看完《风月无边》，心想，今天的李渔是林兆华吗？是张纪中吗？是陈骞吗？

    又想，话剧的影响为啥局限于北京，因为这毕竟是个地方戏种。叫李渔说京片子，叫包拯说关中话，不都是地方戏的做法吗？老舍和人艺的组合，那才是样板戏。林兆华的身后是老舍菊隐于是之，他的意义须放在地方戏改革的视角下重新估上一估。

    有头有尾才叫巷子，半截巷叫半截巷正因它有头无尾，是条死巷子。半截巷的尽头是个老坟院，姥爷生前买下，做个小园子经营，种树养禽，安享晚年。只是当年买下，也是一场刀光剑影。

    进了前院，赫然看到了三层半高的水泥保垒。＂老坟院的小楼盖好了。＂这正是妈妈带我回姥姥家的理由。姥姥在后院里坐着，妈妈透过新房的窗户看到她，姥姥很高兴，远远地招呼：＂弄鸡窝呢！＂走近才看到，姥姥正摁着一只鸡，黑毛披身，但头颈几乎全秃，裸露红腾腾的皱皮。我看到那个忘了是舅舅还是舅爷的远房亲戚正拧着铁丝固定窝门，冲他点头笑了下。＂斗鸡！＂姥姥介绍。我这才发现窝里还立着一只，真雄伟，但究竟少了冠子。这就是弄俩鸡窝的理由吧：得分开养。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树高的是核桃，低的是樱桃。我不懂植物学，只是吃过这儿的核桃和樱桃。虽然院里还堆着脏兮兮的建筑材料，地上还铺着呕吐物或剩饭，终究算是从四面的公寓和农民自建小楼之间独立出来，一亩地得一片天。陶潜的新闻也不过如此吧，也许他只是偏爱夸夸其谈，没胆量把那＂不过如此＂的意思露出一个角来。

    我发现脚边一只西瓜虫，就是背着甲，危机时能团成个硬球的虫子。但也许是赘肉太多，无论我怎么戳这虫肚子，它都不能像小时候看到的那样卷起身子，而只是仰面躺着，慌乱地划动十只细腿，像个失语的痴儿的十支手指头，一个劲儿摆活。最后的兴致也没了。无聊透顶。我抬起头，看到两只肥鹅大摇大摆地在院里巡视，一前一后，抻着脖子，大声叫嚷，无所谓地践踏着老头老太太们的坟头。坟大都被踩得近平，但仍略有弧度，仍然足以使巡视者起起伏伏着，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究竟怎样生活才不是逃避生活？

    真虚弱呀，好像我只喜欢喜欢我的人。

    刚搬到西溪的那三四个月算是豆豆和我的恋爱期。我闲时就骑车去玉泉，后来是紫金港。跟金金买那辆二手车，不就是这个用吗？一个人骑车，骑可远；因为对目的地 非常放心，这倒成了无目的事；一路上塞着耳机，表情冷酷，自顾自瞎想，或沿途看风景。时或三五天不见，会猜对方心思，会送个礼物，会编些沁人心脾的借口。 煲电话使这距离更绝对起来，也似乎更耐人寻味。为维持某种感觉所动的小心思，因动心思而得到的快感，都在来年三月搬进望月阁楼而慢慢失去了。

    恋爱就是动那些特定的心思，做那些特定的事情。动了这些心思，做了这些事儿，自然会有某种心态出来，而不是相反；好像毕业生进了个单位，每天学着做一样一样的份内工作，渐渐就有了工作的心态。我有过这心态，这就是一边自恋一边以为这就是爱一个人了吧。

    看到一个清洁工，三四十岁吧，生育后的走样身材，但她认真地化了妆。

    三点半体检才结束，去温州村吃碗面。女娃正在店门口择蒜苗，看我要进来，忙跑进里间，叫他哥干活。寥落的下午，再没有一个客人。干掉手里活，等我吃完的当儿，兄妹俩有所收敛地打闹起来。

    没有比公交车上一车人都找到座位更和谐的场面了。

    反对保护主义，共振世界经济。听着像八国联军时列强的口气。

    和李晓焜一起打扫阳台是我关于阁楼最美好的最好的记忆之一。当时这个山东男孩还是阁楼最神秘的成员，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不知道是因那可和我分别在厕所阳台劳动时他不小心看到又不忍心旁观，还是我们过于享受使他不能自已，他最终加入了这次大扫除。他穿着大裤衩，第一次真真切切站在我面前，就在阳台门里头，语速缓慢：＂要不要帮忙？＂我逆光看着他，眼花得不可思议。后来我俩不光清洁了地板，还把阳台上两扇玻璃推拉门卸下来，擦洗冲晾。阳光从屋檐下涌入，将两块玻璃板拍得啪啪作响，浪花四溅。

    想到这，是因为这个同样阳光旺盛的下午我又打扫了阳台。半年多来第一次，这地方已经荒芜得长出青苔。没有那可也没有李晓焜，我一个人扫地，拖地，清理水池，灭虫。

    最浪漫的事情发生在清扫即将结束时，我正要收起晾在栏杆上的亮绿色的塑料脸盆，却发现有只蜜蜂停在里边不住扭屁股。它把脸盆当成盛开的花了吗？这蜜蜂带给我一下午的好心情。

    劳动的人最光荣。那可、李晓焜，多想和你们再一起劳动一回呀。

    晚上剧组闲聊小聚结束，笨、陈骞和我去打乒乓。因为建筑施工，去风雨操场得绕到游泳池后边。这样，走到半路我们便改变了主意，径自走进游泳池地下室。没人，没锁，没灯。后来李季也到了，我们坐在地下室讲鬼故事。

    听了陈骞说百物语的游戏我开始激动，说什么这就是戏，就是现场，就是节日，说什么目前排这个戏就应该有这个状态。这时李季轻描淡写地说，其实每周有两天排练，平日里大伙惦记着，琢磨着，到时间纷纷赶来，这就已经是节日了呀。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4页：

    “ 对于做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感到厌烦；我不会厌烦散步，这种尝试简直太妙了；我也不会厌烦躺下，愿意起来马上就起来，也不会厌烦；我也不会厌烦策马而行，这一 运动对于我的冷漠性情是极其剧烈的；我唯一厌烦的是乘坐马车，悠哉游哉地，偶尔也会轻盈地摇晃几下，任凭各种物体从我眼前一晃而过，流连于每一样小小的景致，只是品味我的消沉——我的思想和概念乏味得很，就像太监的性冲动——甚至中世纪的精辟语言也不能驱走弥散在我周围的空虚。此刻我才真的理解基督的话就是生命和灵魂一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了——总之，我不会厌烦再抄写一遍我刚刚写下的文字，也不会厌烦把它们一笔抹掉。”

    啊，我不会厌烦再抄写一遍我刚刚写下的文字，也不会厌烦把它们一笔抹掉。

朋友（是不是同一个）做了什么工作

咱们聊聊，敌人（还有没有共同的敌人）今儿个在干什么

青春期那自作多情的上吊是在去年几月份

咱们聊聊吧，比如前程

谁的成功更值得羡慕呢

咱们聊聊，谁的失败更可耻龌龊

咱们聊聊土崩瓦解的那些个计划

钱袋子里有什么可看

独个吃饭的时候还冷不丁紧张吗

咱们聊聊，怎么区别追逐和逃亡

已经两周年的家庭生活幸福吗

咱们聊聊，你柜子里是不是父兄腾空的皮囊

你的愤怒是因为痛苦还是嫉妒

咱们聊聊，你的化剑为犁又是怎样

你诗里的血是谁的血，爱要怎么爱

咱们聊聊，你狗日的理想得怎么想

我还记得火盆照耀你通红的小脸，你嚎啕的大哭

咱们聊聊，你还会嚎啕大哭吗

咱们最终是自己无怨无悔的那个人，那么这事已至此的自己你满意吗

咱们聊聊，这事已至此的日子你满意了吗

说这些无关的事情你有多失望我的兄弟

咱们聊聊吧，你究竟有多失望

    那可啊，你的长腿何时将通向阁楼的木楼梯咚咚敲响？你何时抱着wii推开我的房门，说，想不想再和我弹一首Black magic women？

    《下淡水河写着我等介祖谱》于我乃是半首国歌。

    一宿笙歌，觥筹交错。早上醒来，只记得有个人语重心长地跟我说，现在喜欢话剧的可不多啦。是全戈老弟吗？是NewB大人吗？是一帘春梦吗？

    笨没听说过尤涅斯库，甚至等待戈多；布儒迪则压根不知道康德。这些西方人没有那种知识焦虑，文艺青年似乎是中国特色。从魏源到胡适，从北岛到刘小枫，一脉相承的是开眼看世界。那么，文艺青年究竟是现代化产物还是殖民地产物呢？

    陈骞你想做教授还是想做学问？这俩事儿虽然未必相左，可也未必相关呀。

    在望月里头的永晴理发店，剪了一个西瓜太郎头。老板娘很牛逼的是，几乎不用剪子，用的是把剃刀。

    理发店和美发中心是两样东西，后者不是前者的进化。这刚刚从厨房出的老板娘与那些发型设计师真正的不同并不在于职业更替的历史位置，而在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几天很春，下了校园民谣专辑和北京一电台的毕业生节目来听。一向不喜欢《青春无悔》，直到大二夏天，在活动中心一个没灯没椅子的废弃房间（311？），大概因四周是隔音墙，有恃无恐吧，青年组当真以唱歌开始了。记得不，我们唱的是，一条大河波浪宽。

    传闻贾斯婆要回来，咋办，美食美刻的姑娘小伙已带着那把人吃醉的大盘鸡回土鲁番去了呀！

    答王静雯点名：RULES- 当你被人tag，你就要写一篇note，内含25项或以上有关你的事情，习惯，喜好，目标...或任何不相干但有关你的东西。最后tag另外25个或以上的人。如果我tag你，也就是我想认识你更深。

    挖鼻孔的习惯已经没了。

    爱闻汽油味。

    特别不爱洗澡。

    我多希望有本事出一册年代诗丛那样的书啊。

    服务员控。

    喜欢刘德华胜过披头士。

    我希望不要再嘴笨了。对中学、大学很多老师的印象定格在你究竟想说什么那副表情上。

    压倒性地爱吃不用吐核的水果。

    在西安坐公交车会有近似于性高潮般的愉悦。解释不清，但当真跟残酷青春有关。

    以前抽烟不会用鼻子喷出来，现在不能保证每次都成功。

    口水旺盛得可怕。

    熟女控。长我五岁左右吧。

    身患不能根治的疾病：原生性睡眠综合症。有病历为证。

    《英雄本色》、《河东狮吼》、《喜剧之王》是赚我眼泪最多的三部电影。说明我有胆有爱有理想吗？还是真好相反？

    每天刷豆瓣看日志或评论有没有得到推荐达百次；满意率万分之一。

    痛恨圆珠笔。为什么？！

    不吃菌类。

    陕西话和河南话都说得非常蹩脚，但是在杭州某自由市场买鸡时，用安徽话成功砍价。

    晕血，晕针，恐高。

    做砸的事，就从理论层面＂更本质地＂理解它。譬如点名，我知道这就是卖乖，但我终究不能卖得不卑不亢。

    热爱鬼故事，但是十分怕鬼。童年阴影：小学时被两个女生用鬼故事吓到了。

    非常喜欢真心话大冒险这个游戏，但是没尽兴过一次。

    懒。

    我希望出名。

    今天的道德戏剧是试图重建人际关系的戏剧。

    学术的嬗变自然不是靠方法理论的无根创意。新的问题被意识到，才有新的方法出来应付。而新的问题则源于对手头具体琐碎的生活的体认（即使微观上是源自阅读和研究本身，这时阅读和研究也是作为生活的琐碎之处的），是这体认成就了＂科学革命＂意义上的世界观变化。所以对这世界观变化的考察，停留于观念和概念的分析不够，进入物理和制度层面的梳理仍嫌不够，学术史家得有小说家的趣味，以及小说家式克制趣味的胆识。桑兵的学术史是我读到最靠近这个状态的了，要知道他的任务有多危险。

    情感专栏：暖昧。过去男人和女人之间并不存在友情、爱情，那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首先那一定不是友情，因而也就无所谓是不是爱情了）。使这友情、爱情及其区得以成立的，乃是＂现代女性＂的出现。所以人际交往，不是，我现在说的是调情，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马乐乐当真是要追摹齐美尔呀！继续写继续写，卯足了劲！

    答金金点名：艺术的阶级性。

    可能出于对阶级斗争思维的（惯性）厌弃，阶级这个词儿这些年似乎不怎么讨巧，它的再度时兴应许跟几个有西马背景的偶像派学者有关，竟一下子不再老土，反而显得很法国腔、德国腔了。可为啥咱还要装腔作势地选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是一共产党吗？但我并不觉我替共产党背黑锅了。

    第一个问题，艺术是啥。是不是任何时期任何地区的文明都有＂艺术＂这个概念＂和 ＂艺术品＂这个实体？在传统中国，就像无所谓哲学一样，也无所谓艺术。文人画是唐宋以后出现的，之前只存在技术层面的绘画；而文人画也不是艺术品，因为画 画的（还有填词度曲的）如果没有士的身份也就没有身份。使文人画得以成立的，是唐宋后佛教文化充分介入后，士人的精神世界作为实体最终形成；文人画就是这 一实体的投影。也就是说，在中国，没有艺术家这个身份，也就没有讨论艺术品的语境。

    那么艺术是哪儿的、啥时候的东西？像羊皮卷一样，艺术大约是欧洲旧时的东西。这么说仍然有问题，欧洲哪里，旧到何时？我不知道，只相信那自有一套渊源脉络。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所有对艺术还存不存在的讨论，都是在现代性这个大问题下进行的。社会现代化，按我简单化的理解，就是一个分权进程。封建意味着血统和世袭，资本主义反对这个。少数封建贵族掌握的大多数资源被市侩阶层瓜分，更多的人得到生产资料后，要求更宽松的交易环境，要求更多的参政机会，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同样，资产阶级要求得到过去只能由少数贵族享受的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权力。现代绘画越来越要求对主体感受的表达，从印象派到立体主义，从野兽派到抽象画，那主体是谁？是资产阶级——贵族需要典雅、神圣感和秩序感，无产者则更无暇虚构一个精神世界出来消磨时光。

    分权进程没有休止。一方面，现代艺术对使之成立的核心之处，即主体，不停挖掘，一个潮流接着一个潮流，似乎一个比一个更向内去，最终荣格主义者发现，不存在主体，那是文化建构的结果，现代艺术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这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权力，然而基于浪漫主义传统灵感论的现代艺术仍嫌门坎太高，于是工业设计、平面设计、空间设计、大众音乐、插画等等更具可操作性、更具再生产可能的东西出现，与虽已失落却被工业生产招安的古典艺术，一起参与到瓜分＂艺术＂这个闪耀着古旧光芒的权力实体的进程中来，各种居心叵测的重新解释也随之纷至沓来，以致＂艺术＂面目全非。

    所以我对艺术阶级性的理解是，艺术的本来面目已难以辨认（辨之也并无意义），在历史的各个阶段都充斥着各式具有不同阶级诉求的解释。我觉得标榜艺术纯粹性是自欺欺人的，是部分资产阶级自我陶醉的梦呓。我喜欢的是那些坦然承受艺术的不纯粹性的艺术家，譬如马奈——艺术品好不好，和创作者的阶级诉求无关，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避这种阶级诉求，重要的是创作者对这一诉求是否坦诚，技术上表达是否准确则又是第二位的了。

    在金牛角坐了一下午。出门时碰上一个过去常来的顾客，她似乎有点惊恐地看了眼这个旧店员。这是我从她眼里读出的：

    他竟然还在！他是在这读书吗？一个在金牛角干活的年轻人成了我的校友？原来他一边打工一边自考，考上了？

    读完了《青春》。拜改革开放所赐，我经历了和四十多年前一个南非男人近似的青年时代。十九岁到二十四岁。从开普敦到伦敦，或者从西京到北京、从兰州到杭州。 西部不正是东部的殖民地吗？这么说可能会误导，这小说毕竟讲的是青春，没力、没情、没所适从。小说足够简洁也足够耐心，怀疑和自嘲在琐碎叙述中周期性泛 滥，仿佛潮汐与暗礁。然而这些抖抖索索的怀疑啊，却给了我很长时间来难得的踏实。我阴暗地意识到不能解决那些问题的人还大有人在。也许如今困扰着我们的人 生、道德、理想问题，就像小时候折磨我的家庭作业一样；挺住意味着一切。高中生一定早就忘了小时候每年假期为成本的暑期作业而惶恐的样子了吧，那并不意味 着高中生的暑期多么轻松。推荐所有朋友来看这部小说，我读过的长篇很少，也知道这算不得大师之作，但是我相信这部作品足够亲近，他焦虑的正是我们焦虑的。

    说文革的坏话比说改革的坏话真是容易多了。

    智齿大概是一年前慢慢长出来的，牙床上越来越挤。刘旸前几天突然喊嚷道，翁彪你长龅牙了！

    把村上春树简写成村上，似乎也行，但我一不小心写成了树上。

    吃花生、杏仁而不细嚼，不利消化且不论，也不香啊。

    翻翻《初学记》这种类书，就会觉得世界很神秘。这里，万物不是因为某种形而上原则或物理学原理被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因为同名或压韵。

    读《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

    文献学好像是文史学科里的知识学，以致我考研时一直都在读文史通识书，譬如这本吴小如和吴同宾的旧著。可知识和观念在文史学科里毕竟难以区别，《孟子字义疏证》不是词语训释吗，为什么文献学对这书不做介绍和评价？文献学在躲避观念疏勒和理论思辩吗？根本躲不掉。

    这是本工具资料书的题解，看上去只是静态客观的知识排列，但其实做不到，因为什么算资料，已是某一观念下的判断。譬如吴书以二十四史为工具资料，就是现代史料学的看法；二十四史这名称刚出现时，才不是写论文时要去检索的原始资料，而是史学讨论和编撰的最终成果。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道咸新学、新史学、整理国故、史料派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浪一浪的思潮涌动，推进学术现代转型，最终使传统成为现代的他者，使传统学术成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这时，传统著作才整体地获得史料身份。对此，今天工具书的体例编订者、辞条撰写者有无义务指出，这尚可讨论，但因此可以理解何以传统的目录书须有辨张学术之功能。

    旧式非资料性书藉今天成了资料性书籍，而旧式资料性书籍怎么办？这在以前似乎不成问题，因为传统著述无所谓＂资料＂和＂研究＂，即便《庄子》，体例上也是文章汇编，与《文选》相似，乃适于翻检而非今天所谓阅读。在现代人文学科视角下，《庄子》才成为庄子哲学原典，《文选》才成为文学作品汇选，前者是旧式非资料性书籍，后者是旧式资料性书籍。对于这种旧式资料性书籍，吴书用以与新式工具书相区别的办法是，注明这样一句话：＂我们只能用批判的态度把它看成一种资料，在需要时权且使用罢了。＂不要把＂批判的态度＂理解为马列主义态度，这是现代人的态度。

    不过吴书的编写原则也许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好用，那么，不做新旧、资料非资料的区分，以今度古地收集分类，也都没必要计较。问题在于这种以今度古的意识似乎过于普遍了，成为文献整理工作的底色和气氛。

    吴书序言里的一句话似乎就是整个古典文献学的出发点：＂传留到今天的古代文献，数量仍然非常庞大。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学术上缺乏科学性的总结，文献材料也缺乏系统性的整理。＂从司马迁、刘向到乾嘉诸儒，一次像样的总结整理都没有吗？是啊，没有用西学来部勒，没有将经史子集派入文史哲、派入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成功学，没有区分出资料与研究，科学与封建（是啊，＂科学＂拥有的是价值优越性，道德优越性，政治优越性），这就算不上科学、系统。

    古籍整理是文化重建的方式，它恰恰是理论观念的古战场。汉学、唐学、宋学、清学，每个时代的文化建构都借重文献整理，这本是一体的两面。但由于对＂科学＂和＂学科＂的肤浅理解，其中一面被与另一面的子目并列，弄出一个＂古典文献学＂，又不能自圆其说，以致这个别扭的学科充满伪问题。

    譬如吴书写到《尚书》时专设一脚注，指出＂相传《尚书》是孔子编订成书的，本有百篇。这个说法不甚可靠。＂后边叙述今、古文尚书的故事一通。《尚书》的作者是不是孔子？这问题对于历史学，要在＂《尚书》编撰时代有没有‘作者’这一观念＂的问题得到肯定回答后，才是有效的。显然并非如此，这与《庄子》的作者问题一样，既然书是文件汇编，也就无所谓作者。据福科的考据，似乎欧洲在十六世纪版权意识出现后，才有现代意义的所谓＂作者＂。但是这并不妨碍传统经学提出这个问题，今、古文学派争论的并非是孔子编《尚书》这条史实的真实性，而是孔子编《尚书》的真理性；这是两个层面，一如物理学论证不被直接用来回答神学问题。在吴书这理，既无知识考古的意识（这是史学的任务，文献学可不必纠缠），又无经学讨论的打算（这是封建的不科学的方式，文献学可不予理会），回避对理论观念的讨论，拒绝对提问预设的反思，这个问题难道不成伪问题吗？

    伪问题怎么嫌少：

    刘向的文献学成就如何？文献学最早是1959年北大设立的专业，再早，1930年郑鹤生才写出第一本文献学专著，去问问刘向，何谓文献学？去问问，李白的豆瓣ID是啥？

    《康熙字典》的科学性如何？吴书认为《康熙字典》部首编排较《说文》有所调整，＂是符合形声字的原则的＂，所以更科学。问题是形声字概念、原则何时产生？显然许慎的编辑原则是不同的。苏轼没读过鲁迅，他就没文化了？

    如果文献学的专业主任、研究所所长们还想长久地拿这份工资，就必须停止一切夸夸其谈，马上思考这些问题：文献学是什么？文献学要做什么？文献学是像文学史学哲学那样对传统学问的某一部类做出现代化表述的学科吗？这种现代化表述何以必要和可能？即使必要且可能，所针对的那一部类又是否真的存在？

    重印后记里有吴以为此书不惟供人检索，可堪初学参考，实属＂一家之言＂话，我便努力去读出这可参考的一家之言，却发现不少在上述那些预设下的判断。文献学的可能，以对这些预设的反思开始。

    二月二十七号做的梦：考研成绩出来前决定去趟北京。鬼知道这是什么决定。下火车竟遇上黄石，一起在街上走竟又碰着曹一丁。追一辆人满为患的公交车，黄、曹二人先挤进去了，我临上车前犹豫了一下，最终放弃，目送肥车离开。我是想目送两个朋友的，但是他们没有贴在窗口，应该是埋在深处吧，我看不到他们。他们真的上车了吗？他们总要消失，总要有个借口离开剧情。

    然后我一人乱逛，路线有点像旅行社的京城一日游。在长城上远望，一转身看到三哥和刘斌一级一级台阶走上来，我惊呀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刘斌大概知道我疑惑这剧情过于荒诞了，所以他像是自我解嘲地说，你上次就来过这儿。啊，我这次出行是逃亡吗？或者不过是走回妈妈的怀抱，告诉她我错了。

    淫雨霏霏，这倒春寒。这种天气在家穿沙滩裤，从被子里出来里感觉像啥也没穿。

    读书不是为了交友，读书另一个意思就是我想一人呆会儿。

    今早梦见王萌。他骑了辆旧摩托，在一条路面泥泞的小巷里迎面碰上。他翻身下车，一双大胶鞋，啪啪踩在泥里。我们说了几句客套话，但紧紧抱了一下。

    我一直都在睡觉和做梦啊。

    豆豆吃臊子面连吃了三顿就红血了，炒拉条我吃了仨月也还仍然满管！

    “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先问压迫剥削还在不在；不要问正义事业有没有明天，先问人间不平今天还在不在。”

    豆豆说，说这话的人咋这么有劲？他是不是吃可多饭？

    去生科院。打印店那个伶牙俐齿的姑娘已经走人了，看店的是老板和一张新面孔。后者在老板面前没有员工式的拘谨，应该沾亲带故。两人各守一台电脑，看不同的电视剧。老板那边音量稍大，却不时询问一下这边的剧情。

    科学的就是可再生产的，就是平民可以学习的。

    爱没有高下，人有。不要因人的高尚而表彰他的爱。

12月2日

那些黑色的尾巴在春天像草一样茂盛

我只是仰头看着，直到它们飞走也想不出什么亲昵的话来

来自电线杆上的故事让哑巴在环行跑道上站住

让北方来的卖力者冒出抽烟的念头

那声音属于怎样的内心世界

夭折时刻仍然快乐笃定像被灰尘拍打周身的鸡蛋

我只是看着却无法专注，飞离的同伴和持弹弓的孩子们一样一尘不染

如两块毗邻的麦田，将我埋作一条细路

是不是，我该转过头去，该抿住嘴春将假牙放进玻璃杯

然后学着憨厚的黄牛

把羽毛全部吐出

宫体一首

你不是有所挂念的人，一直到数学课都是如此

但他让你耿耿于怀，他是你无法解决的视觉问题

不锈钢勺子的凸面鉴照他，家庭散步每一回路线的凹处朝向他

他被压弯成你视网膜的弧度

你终日计算着屋檐的弧度，鹅颈花瓶的弧度

一点迂回，最起码的弧度

宫体又一首

你用咖啡豆提醒我

你用作业本证明我

你走到一半，回头看门敞着，露出我

我不承认的偏坦像碗一样弯着

我斜躺了

我不承认的舒坦就像这阖上的豌豆一样

    全戈自我介绍时很注意把戈的读音和哥区别开，而别人没有。

    叫嚣反封建的都是谁？七十年代末给四人帮盖上封建余孽罪名的那位叶帅不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吗？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的哪个不是右派知识精英呢？问题不在江坏不坏，毛错了没，问题是有人在利用这些。反封建残余成了当务之急，反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就可以再放一放。

    昨晚在新疆村开《切》八N中全会，陈花宁徐张白和我，我竟是四人帮之一。《切》和青年组到底是两回事。《切》的意思是，有切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有切和切八；青年组的意思是，有毛笑后贾狗晶花然后有青年组。

    陈骞说音乐和杂志不一样，正是承认了音乐的权力，音乐对于同路人的权力：谁算得上同路人？谁算不上同路人？克服权力的办法是，无论音乐、杂志，当事情做，当考研、结婚、雅思、工作来做（恰恰这些我做不好，陈骞你也是呀）；而其中是幸福是厌倦，是同路是殊途，都属于私事。

    想起段怀清老师在课上不断念叨，没有神，没有神。不该当学术观点，要当实在话。

    全戈昨晚来。我常会觉得全戈来，找的不是翁彪王晶毛冬陈骞，找的是青年组。所以每次去了，都不能让他满意。

    为了缓解写研究计划时的躁动，我得听点什么。也拿不准什么更快，电驴上下了Neil Young几盘、刘德华的最新辑和柴可夫斯基的芭蕾精选。后面这盘听到第七首时有段小号，叫我一惊，不是《太阳照常升起》里反反复复吹的那一句么。查曲名，叫《那波里舞曲》，《天鹅湖》里，王子舞会上四支舞曲第三首，大概正是最HIGH的时候。这一下就叫人想到那个关于天鹅绒的比喻。

    内心虚弱的人在听一首民谣。

    晚上去浙京看戏。事实上是晚会；汇演不是晚会么。晚会也是戏，但那是在另一层面。对此，今晚的导演是不自觉的。

    戏看完觉得舌头很带劲。

    戏曲若俗不下去又雅不起来，就不好看。在北京看《双下山》，一出大俗戏，却放不艺术的架子。看一尼一僧搂搂抱抱，竟是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小剧场里，观众们一个个正襟危坐，太拧了。看这戏怎么没人嗑瓜子儿，没人笑骂，没人放肆？这戏不就是教人放肆吗？这是俗不下去，还有雅不起来。今晚上这一身媚骨的山伯小姐，谁信他能变成蝴蝶？

    我惊奇杭州的北京人这么多，在戏园子里呼朋唤友，料想都是行家吧。戏到半截，观众席好像有人摔倒，大伙儿纷纷扭转头去，远处的站或半站，一台演员像盘油闷大虾似的被晾在那儿。所有票友都露馅儿了。

    他有喜人的性格。

    豆豆咬着笔头，陷入思索，然后微微一笑，在爱好那一栏，小心写下：傻。

    只听见一番窸窸窣窣，没人看到具体情形。女人宰完鸡拔光毛，拎个鼓胀的、里侧弥漫小水珠的朔料袋，从里间走出来，我这才看见桌上那碗稀饭，还冒着热气。

    高宣扬那本书里保罗·科利有段自白：＂庄·纳贝尔德和伽普里尔·马塞尔都是我的老师。纳贝尔德从属于源自笛卡尔、康德、曼德比朗，特别是费希特的‘反思哲学’的传统… …我所从属的哲学传统是反思的、现象学的诠释学的。在反思哲学方面，庄·纳贝尔德对我来说是最突出的思想家。而伽普里尔·马塞尔对我的最深启示可以归结为三点：无约束性、存在与有的对立，以及希望的极端性。＂我想说，这就是传统。当代中国的学者，无论搞哲学搞历史，谁能细致地理出自己在思想谱系中的位置，坦然承受与过去思想的关系？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没有信心是因为违背了实际，没有勇气是因为违背了想象。

    于是现当代学术思想史当成了西学东渐史来写。这么说也不是强调本位和传统。因为在我看来，应无所谓现代和传统，或二者就是同义：对这现实的承担。逃避的写法就是唯一错误的写法。

    三联那套死去诗人的诗全编里，骆一禾的最干净，一篇解释和回忆都没有。

    在读杨念群的《中层理论》，虽然学术方言很重，说不了普通话，但这样敢于通盘评价现当代学术的观点式著作我真见得太少了。他的子论题往往针对某一家两家，且集中于假想敌的一部两部著作，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似乎是将读书笔记串起来。

    把卢梭看成卢俊义。

    买下萌萌编的《启示与理性》第三卷，里边有林国华一篇，算是入门级古典学史学部类的目录书吧，写得真舒服，一唱三叹的。不光叫我对那些古典著作产生了莫大热情，而且一下子就对这断了茬的＂学界＂涌出股信心，终于有人在谋取权力的同时敢于制造快乐了。

    学者是啥，就是把事儿当事儿的人。

    在PDA上下围棋。这个AI太弱，我连目都不会数，让三子战它也能大胜。它也不是没章法，很多时候还相当凶悍，但我常能偷袭成功，说明它终究太老实，算不过来。今天到中盘，我下了一招好棋，它腾腾算起来，足足十五分钟，别的什么程序都跑不动了。等它好容易反应过来，我颇得意，再落下一子，可这一次，它直接死机。整个下午我都像欺负了老实人一样难过。

    《中层理论》这书是想通过“对美国中国学与国内史学习用的理论前提进行双向对比和相互参证，试图探索建立中国史学研究的‘中层理论’的可能性”，但其实更多停留在对史学成果检阅，虽然指出了 “美国中国学和国内史学习用的理论前提”未被反思之处，却没有真正进入到以“中层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探究，对论敌一味的指责以及对新社会史成绩近乎琐碎的展示，使这本书险些成为作品引介。

    杨念群认为国内史学研究仍建立一些列未被反思的理论前提上，造成整体论和复原论两种面目。整体论是指国内学者对宏大解释体系的热衷，对历史起源论的迷思，也就是说对任何具体史实的解释都要在一个整体框架中找到原因，这难免使历史沦为某种目的论的叙述。在革命史学话语中，义和团是积极昂扬的革命斗争和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在现代化史学话语中，义和团则成了封建愚昧的典型例证——对同一史实的解释由于选择不同的解释框架，结论也就五花八门，恰恰说名这种目的论叙述的不可信任。

    复原论则表现为乾嘉式傲慢，执着于琐碎考订，自以为是对真实的复原，殊不知看似价值中立的考证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服从了某种价值信念，而使所有考证成为对这信念的证明。乾嘉诸儒的史料处理最终是对经典真理性的维护，而中国当代史学构设历史问题的方式恰恰受此影响，譬如一旦史家将“义和团是封建的迷信组织”作为了信念，那么剩下的考订无非就是对这命题的佐证，而“义和团是不是封建的迷信组织”乃至“什么是封建”这些基本问题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为了克服大而无当和琐碎荒唐，杨念群引入社会学领域“中层理论”这一概念。问题在于，这个解决方案不是出于对可能性和必要性深入考察之后拿出来的，更像是来自一种非此即彼的惯性，即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所以“中”层理论。书里没有“中层理论”概念的详释；即使因为从其他领域移用而省略，也须证明这移用的合法性，仍然没有。“中层理论”的内涵空洞，那么在这一概念下，杨念群所给出的当今史学的修正措施也就没有多少说服力：第一剂药是福柯“场景隔离术”，第二剂是生活史与社区研究（这似乎正是美国中国学的潮流），有点像发烧就抓一把降烧药，西药治标不治本且不论，到底对不对症还未必，这么看杨念群更像个抓药房的伙计，兴许对产品都挺了解，但终究拿不出医生的药方。不过第三剂抓的就不太靠谱了：增强中层判断能力；医生告诉你要注意增强体质，你怎么办？所以他就是个伙计。

    只在“大”和“小”这两个端点之间徘徊，看上去论证过于简陋，于是杨念群引入又一个维度。他认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前提仍然存在问题。费正清时代的“刺激-回应”说，不光同样有流于目的论之嫌，而且还有西方人看东方的他者视角。正如杨念群指责国内复原论的实证主义迷思时用的是波普尔的话，这次他请来了萨义德及其追随者。但是，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他并没有给出什么纠正措施，只是介绍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绩，他认为这些研究突破了以目的论和他者视角为特征的既有范式，足供国内是学参考。

    这些研究，杨念群认为是后现代史学的尝试。他颇为这些一出来就遭受争议的研究感到委屈，他认为国内很多史学学者一听是“后现代”，便认为这些东西是现代化建设要不得的，实在是混淆了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概念，批评错位导致这些研究没有得到应有地消化。

    我觉得杨念群的指责是有道理的，但我的问题是，他对这一系列后现代研究的引入，是不是如他所说，能够克服目的论的叙述？他这样评价后现代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以强制性的手段希图重新建构中国本土文化和习惯，并极力把它纳入同质性的表达系统中时，后现代理论恰恰洞悉入微地审读了这种知识/权利运作的可怕机制。”这与其说是对后现代的展示和判断，不如说是叙述和建构。言外之意，后现代存在的目的在于解构现代生产下的权力关系，这难道不是目的论叙述吗？反过来看杨念群这整本书的论述，仍然处于这一目的论之下：他所鼓吹的新社会史就是要“避免使现代化拯救论处于独尊状态”——理论的提出已不在于求得准确（不敢写真实）解释，而进入了政治化的喧嚣争斗。这种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心态，难道不是源于目的论的革命叙事吗？

    他是将后现代理解为反现代（当然是现代性）了。反现代不可避免地陷入目的论：反理性、反中心、反深度。而后现代的意思（我这是下定义吗？），也许是：没有理性、没有中心、没有深度，不是非此即彼的反对，而是消弭那二元分裂产生的沟壑。那么真正的后现代研究也许还没出现，甚至不会出现，因为后现代诉求未必能接收“学术研究”这种知识的现代生产模式。而如果如杨念群所说的那种“后现代研究”，“要关注那些构成国家对立面的‘他者’”，要研究理性、中心、深度的反面，那它不过只是僵化了的官方史的影子而已。

    杨念群引介的这一系列美国中国学研究成果之所以有效，似乎唯一的理由在于，他认为它们是对那个既有范式的突破——它们既不是目的论、整体论，也不是复原论，还不存在他者视角。

    但事实上，他自己已经引述了黄宗智的话：“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和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念。它才是托马斯库恩1970年《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义。”

    现代化的目的论史学叙述和所谓后现代的非目的论叙述的交锋，无非是 “明确标榜的”不同“理念”的输攻墨守罢了，远远达不到范式突破的层次。因为它们同样要在他者-中心之类的二元结构中打转。

    把书再向前翻一页，可以看到德里克早已指出的一点，由于历史学无法构成一个唯一或主导的理论模式，也就不存在库恩在科学史领域使用的范式概念，“历史学作为所谓的‘科学’，从来都不具备自然科学解释所具有的范式转换的‘革命’效果”。显然，杨念群在本书中的革命叙事，失败了。

    这本书对问题的指出敏感、准确，但是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有些缘木求鱼。首先，杨念群所标榜的后现代理念与学术活动可能是难以合作的；此外，这些问题也许并不能够在学理讨论的范畴内得到解决。譬如杨念群不满那些乾嘉遗老，可遗老们压根不读这篇文章，更不会去读《后现代状况》，那就没办法构成学理讨论，不满只能沦为怨念。那种革命叙事冲动在繁复而克制的论述中呼之欲出，究其根源，恐怕还是学术生活中太多的怨念吧。

    快四点钟醒来，灯都亮着。关灯，回到床上，发现豆豆左耳边一片仍隐隐发亮，脑袋对准躺下，正和月亮照面，同时看见天窗上有霜凝成水，曳尾滑行。用这情景补偿我对阁楼的任何一处不满，都觉得奢侈。我突然意识到刚才做了个梦，好像也算不上情节故事，只是心境诩诩可生，耿耿于怀：已经毕业，但我仍住在西溪那间宿舍里，晚上没开灯（或者无灯可开；没灯的感觉一直提醒我寄居的不正常性），只有电脑屏幕的幽光；但也许朱小波脸上的光仅仅来自我对他夜里上网的偏执记忆，而此时他既已搬走，屋里没道理还有电脑。我一个人在暗里坐着，什么也没干，不慌不忙，手里可能正转着笔，好像我还是个学生；其实这寂寞景象于做学生时也罕见。朱小波来看我，带着他的一脸幽光。聊天有主题，就是说他来得事出有因，似乎关于第三人（一个女生。相亲吗？除了没有走桃花运时应有的得意，别的感觉都像），印象里只剩下我把决定告诉小波，而小波答应帮我转达，但具体什么决定，口信要带给谁，都忘了，倒不是担心豆豆看到这儿会挑起眉毛，真忘了。而事态的紧迫和我做决定时的避重就轻故作糊涂，小波许诺带信时的迟疑和欲言又止，都还真切记着，仿佛就是昨晚睡前的事。小波的到访让我安慰，似乎替我分担了某种责任（是对这间黑屋子的承担吗）。我本相信会迟久些的快乐，随他起身离开，背光将门关上（门一打开就能看到走廊上夕辉般的日光灯照）而息偃消失了；那渐渐变细的橙色门缝有个特写。梦是想让我承认我的某种沉溺（恋旧乃是自恋，对寂寞的欣赏也是），我在梦里似乎是自觉的。我的将戏就戏，是想以承认来否认，是故作从容和克制来辩解，来赚取同情，来推卸责任，来拒绝那份判词吗？醒来这么一想，梦里那个我也就整个败了。  

    《饭谱》一则：黑米和白米不能一起蒸，沾锅不说，黑米还掉色，一整锅都黑不溜秋。

     换季让我焦虑。我什么也换不掉，没法响应它。

    刻薄人都是圆脸没下巴。

    GEB会带来震撼人心的数理理论，每次都让我像小时候听到英雄传奇一样痛快。疑问是这些理论究竟能不能适用于社会生活和精神事务？这些理论的前提和边界在哪儿？譬如熵理论，此时它担任判定是非的原则，还是增加表现力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