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稳生活的向往、对戏剧性生活的恐惧是本能吗？那么冒险精神啥时候有的？如果不是本能，这态度啥时候有的？

    突然想起四五年前，三哥家还没搬，三爸、三哥和我坐在小客厅里。三爸明明觉得我给HP2210配的铁套子结实耐摔，却还是要给自己儿子那个1940的皮套子找出些优势。＂这防震！＂他说。

    有一个年青人，声称他喜欢肖邦也喜欢eels，那正说明较旧式的优越感和较新式的优越感同盟起来，根据场合，彼此交替性地狐假虎威。

    豆豆飞走了。

    梁启超、闻一多、朱自清都是清华的，好像李长之、季镇淮也在清华读书。他们写了很多白话文的学术文章，都特别浅易亲近，哪怕梁、闻的气质同时又那么盛气凌人，而论题也极艰和涩。不但《经典常谈》、《孔子的故事》等引用古文献时所做的白话翻译堪称典范，而且从梁到闻的锋芒和迭宕，从朱到李的轻盈而敦厚，可看到，作为一种文体的白话论文破石而出了。但我很奇怪，到李、季他们写的一批通俗学术读物为止，再也看不到优质的白话文章了。如今的论文啰唆呆滞迷惘毛躁不知所云，要么模仿洋鬼子、乃至模仿翻译官，要么故作典雅地学死人说文言，太难看了。读桑兵去年新书的序言，不如吃大便。

    朱、李那几代学者能够把编撰通俗学术读物当成严肃的工作，也许出于某种现代的（取广义）中国的学者（当然这时、地两座标的勾勒特别不准确）的责任感：原本掌握在少数人手上的文化资料需要加以处理供给广大人民阅读，而这处理应当以一种新的、自己的方式。大概今天论文语言上的辞不达义，正说明学者精神上的迷惘无依，说明＂现代的（取广义）中国的学者＂身份的丢失。洋人、死人上身，也不过说明空虚，说明对那些已被前辈们放弃了半个多世纪的优越感的迷恋。

    大概是我对基本史料太不熟悉了，读《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时，只看到满篇秦汉古书的只言片语，却始终来不及有一个时序上的安排。也不知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还是这段历史就确实没有啥像样史料，徐旭生的推论总叫人觉得勉强。他用＂恐怕＂、＂我觉得＂的频率也太高了。

    他着意界定研究对象，特别好，以有无直接史料区分了传说时代和历史时代，给前者划了下限。可是上限却给不出，口口声声要区分神话时代和传说时代，可究竟怎么做呢，他给含糊过去了。

    研究对象不同，方法就得区别。研究历史时代可以通过文献的考订、分析，那么史前时代就逃不开靠拿着铲子刷子猫在考古现场。徐研究这一段没有可靠史料也没有考古发现的历史，并没提出特别方法，仍然是通篇地排比传世文献，然后下断语，只偶尔征引过几次金文，借了几条西方人类学的结论。当然，也有时代原因，三四十年代比现在发现的新材料确实没现在多，但是，用研究历史时代排比文献材料的方法来研究传说时代，起码对这些材料有一个整体的处理吧？虽然他已经声明了这些都是经后人不同程度系统化之后的纪录，但是他自己并没有说清这一系统化的过程和确切结果，遇到史料矛盾需要去取时，就有些漏怯。啊，这段也是空话，得举例。

    另外，传说时代这个概念在历史学上能成立不？方法上不具区别度，历史时代和所谓传说时代也就不具有研究对象上的区别度吧？

    一方面是平民在得到权力，一方面是贵族在放弃权力。谁更动人？谁更动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