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Comprise

    对不起的意思其实是没关系吧。

    整节卧铺车箱都没人吭声。

    ＂请给有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这话让机器来说，是因为不想让的人可以当作没听见，不想说的人可以当作已经说了。

    醉酒后醒来的那天早上，如果没跟醉友通个电话，就会有种被骗了似的羞耻感。

    道理只能讲给自己。但是做给别人看。说这话是不是已经犯戒？

    自恋的人自己屙了泡屎也要瞅两眼。这话是不是谁先说过了？

    没去看范晴宇的戏，当天晚上在超市门口撞见，才想起之前口口声声答应过的。这算怯场不？瞎忙活《秃女》和《劈棺》，这算怯场不？

    去黄楼看了苏阳。这是不是很丢人，看一民谣场，结果湿了，不是，po了。

    需要更直接更切实原本的阅读，而不是兜圈子，不是道听途说，所以他绕开译者所撰的前言，径直去读正文。他不知道每一句译文都是那篇前言的注解吗？

    责任固然是外在的，承不承担则是自己的事儿。其实反对这一套社会教化无非是因为接受了另一套社会教化。反对教化恰是一套教化。关健在于，人得有一套，然后承担所有后果。

    章太炎＂苏报案＂后没跑路，自首了。被铐上时，章夫子可没有论证过：我不承认你清政府的合法性，所以你的牢房我用不着坐。

    杭州古墩路一工商银行门口的滚动广告栏上说：又快又好，贷出幸福。

    上海地铁吊环扶手上的世博会广告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幸福在哪里，请问广告商。

    文革时的革命狂热和今天的反革命狂热比起来也要逊色几分吧？

    对错，只看初衷固然不够，可只看结果同样无效。所以，布施的事不能只问是不是施了，还得问为啥去施。勿以善小而不为，具有同样逻辑效力的是，勿以恶小而为之。不是后半句刻薄，而是前半句还过于懈怠。

    几十年前大跃近那一类荒唐事似乎出于只看初衷不问结果的急切，而这些年只看结果不问初衷的实用主义的大行其道，背后同样是急切。急切，所以怠慢就情有可原吗？

    初衷与结果的提法似乎仍显得遮遮掩掩，这个伦理判断终究牵动着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如果伦理主体对自身的阶级性缺乏反省，谈初衷和结果的辩证法就未免奢侈了。

    显然，大家都很寂寞，很无聊。

    最近日含擀，开始看戏。去美院看了场戏，《义务》。技术上学肢体戏剧，其实仍然靠文学肌理来组织内容。海报上解释这戏是对于义务教育的批判——这已经是文学性主题，可技术上作者们努力地逃避文学性，生怕有句台词，生怕有个故事，生怕有个明白的中心思想。有语言而无台词，有情节而无故事，有思想而无中心，美学上完全成立，但那一定不是躲来的。

    全戏分成若干段。第一段，舞台铺满落叶，两个姑娘用线分别牵动起瘫在落叶之中的两个木偶，那木偶也是人演的。木偶逐渐获得主动，这原本单向的牵动/命令/控制也就逐渐变成人与偶对控制权的争夺，最终人-偶既有的主-客关系被彻底颠覆。充斥不确定性的肢体表演和音乐达成细密缝纫，使连接两端而承担所有较量和对话的那几根细线张力十足。问题在于，对人与偶二元结构的构成过程、互相作用这些关键问题缺乏具体分析，也就给不上答案，作者似乎已经陶醉于提问本身，这陶醉和自鸣得意使严肃谨慎的疑问一下子变成了狂妄而空洞的反问。怪不得李肆这个总是回避逻辑纠缠的家伙都会抱怨，为什么就成了木偶控制人了，根本没交待么！

    第二段里，男孩把报纸塞进衣服然后做出肌肉男造型那一段是全场唯一的幽默，唯一有力量的反讽，也是唯一敢于使用文学手段（反讽）的段落。

    此外印象深刻的片段是那个半裸的男孩。他本来衣冠楚楚走上舞台，若有所寻而不得，然后开始脱衣服，只剩一条泳裤，然后疯吼着跑下舞台。到这里扯淡程度已无以复加了，谁知男孩吼声由近到远却并没完全消失，有三五分钟，又渐渐地由远及近，他只穿着泳裤浑身淋水又跑回到舞台上，啪地摔下两只活鱼，又马上扑倒在地朝烂地去砸那鱼头。从无聊到后来一连串的惊奇，我怎么也忘不了。当我看到鱼想到他飞奔而去后真的下水，舞台顿时就如帝国版图般迅速扩张起来。这是最浪漫的一段；虽然我完全没看懂。

    后面几段都不好：愤怒，却无来由；反抗，却找不到主体。如果真的取消主体也就无所谓反抗了，所以这里不是后现代的自觉，而是前不起来后不下去的拧巴。明摆着，所说的话自己还没想明白。

    最近日含擀，开始看戏。看了首场《斯人独憔悴》，迟到了。方震说主演特好，肺先生说败在演员，说不清的不说了。方震说还是本子好，肺先生说本子就是好，说清了的也不说了。说说毛主席。毛主席的肖像赫然出现在舞台上！也不知是作为道具的印刷品质量不好，还是特殊的灯光效果，舞台上的毛主席脸色发青，笑意诡诞，原本该是信仰坚定、慈祥有爱的主席肖像完全变样，变得阴险、冷酷，那棉里藏针的笑容，那衣冠楚楚的狼心！谁才是毛主席？

    戏里的毛主席是一切惋惜的制造者，一切黑锅扣下的方向，乃至一切恶的源头。我只能说，这个历史判断太简单了。梦雨已经借小俞来反省这个判断，但是为了不影响主题，这个反省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对已严严实实遮掩住老毛的精神伉俪的高大形象。

    啊！难道拆城墙和拆毛主席的台不一样吗？怎么没有人背起画夹冒雨去画一画那即将泯灭殆尽的理想？“二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那将要后悔的人是谁？

    最近日含擀，开始看戏。好多钱，在红星剧院的二楼看了个《牡丹亭》（还看到了一楼的桂老师），是游园惊梦以外的几出。《花判》最精彩。做这样的判官，有潇洒不够，还要有趣味，有所沾滞。

    这出戏有个小鬼陡然唱了句死了都要爱，叫我觉得特不搭调。梦雨跟我争了半天，现在想想该怎么答。这一句唱完全没技术含量，也就看不出演员/导演对流行音乐的造诣、兴趣甚至尊重。造诣、兴趣和尊重，就是旧时所谓“现活”多于这损人利己的瞎吼的东西。既非炫技逗场，也非美学上的考虑（因为如果是炫技逗场，就得有难度，加一把电吉他可能就不一样了；如果是美学上的考虑，美丑总是感觉得到，更不至于这样小品式地制造恶意笑料），这么做唯一的动机是向观众献媚，向票房（文化市场里票房等于名誉和利益）低头。可是恐怕所有对流行音乐有起码尊重的观众，都不会领情吧。呀，梦雨，我好想把你排除在外了。

    最近日含擀，开始弄戏。

    先是《水经注》。构思中，大伙都在逃。我在逃避叙事，陈骞在逃避中心，梦雨大概逃避的是经典。这么说大家逃的差不多，其实不是。我逃叙事的实质是逃难度，逃比较，是“现实主义根基不稳才去整先锋的”；我揣测陈骞逃中心的实质是逃生活，逃现实主义中的道德诉求，逃那道德诉求对他自己生活的拉扯；我揣测梦雨逃经典的实质是逃黑白，她似乎太想排一个和黑白不一样的戏了。真正的相同是，我们都在避重就轻。之后的《荒诞派戏剧集》，情况没有大变，仍然是有所畏惧的人聚在一起。这不行。排了两次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终究是有了排练，比之前停留在瞎想阶段好得多。后来借着＂德艺双馨戏子票友夏日流汗大聚首＂的人，排起了《五典坡上大劈棺》。前两次排练还行，无论多么摸不着方向，大伙都在动。后来两回就不好了，差不多被我白白浪费掉。问题又回到玄谈空想太多，我想我仍然在逃。

    我为啥要做一个戏？我承认心里真的有这个猥琐的念头：证明自己离开剧社仍然可以排一个戏出来。这年头折磨了我快三年。如果不把这个念头消灭了，我就真的废了。

    希望等我自己好了，还能找到一块做戏的人。做《大劈棺》也行，做《小井》也行。

我是使爸妈衰老的诸多事件之一

职称、房贷、牛肉的价格

我跻身其中，最为持久

我是这对中年夫妻唯一相符的病症

共同的疾患，二十三年来

无时不在考验他们的婚姻

我差不多就是耐性本身

我是疲惫的侧面、谩骂的间歇

我是流水中较大的那块石头

将眼泪分成两份

　　和嘿咻过的人沤气，多叫人难堪呀！可是一代又一代。

　　如果不能区分兴趣和欲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就是一句空谈。

　　选项不仅无穷，且不断更新。而新来的选项却并不使境况显得更为宽裕，因为已经是无穷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宇宙。这就是无穷。但是每当我们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仍然会感到缺憾、遗弃和丢失——又是什么在损害完满性，既然无穷依然如故？

　　胡适说做学问当在无疑处有疑，做人当在有疑处无疑。真好。我的疑问在这话的形式上，学问和做人凭什么可以并置，并使这个几乎对仗的复句在逻辑牵引下显得如此完满？

　　这种修辞水平的完满性，一旦搁进历史主义视野就玩完。做学问既已无疑，偏造疑问，这是不是特指他那套＂科学方法＂？想到这，难免就怀疑起后边半句，是否也有着某种特指，某种私衷，某种自觉不自觉的遮掩、逃避或自我解嘲？

　　推荐大伙去看沈玎同学的校内网日志，看图说事。照片好不好不知道，起码毫不惺惺作态。文章写得真好，放松，寥寥三五句，不知什么时候已叫小心坎坎泛起了波澜。只是最近两篇没有以前的顾盼生姿了。

　　沈玎是同级新闻系的，宿舍近，点头之交，没说过话，这会儿在哪儿、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当年军训打架事件里他有无亮相已想不起来，但名字大约是那时记下的。我远远打个招呼吧，虽然你根本看不见。

　　够细，才能鞭辟入里，够里，才能激起知觉，够疼，才能叫懒驴动起来。而大多体系性的东西，能给人拥抱感、安全感，但人就容易变懒。这俩东西要交替用。

　　欠须大师两篇笔债，不好意思上豆瓣。

　　哪一个宏大理想没有被多次背叛？

　　成功学其实是策略成功学，是Q版权术。

　　这是体制问题的意思就是这不是我的问题。

　　四年前把《便条集》送给朋友时还有那么点不舍，前几天在西安的打折书店又看到这书，买下，于是有了这次重读。便条集的陆续发表似乎是在他名声大噪以后，某几条虽然注明了一九八几年作，但多出题目，被括号架住放在编号之下，显然和其他＂便条＂不同，大约是已悔的旧作，在功成名就之后的某次检阅时又感到了无怨无悔，被插回正在进行的＂便条集＂里。便条集，顾名思义，于坚可能是想体验某种非专业化的更日常的写作状态，然而这是信手拈来还是守株待兔只有他自己知道。看着这不断累加的编号，我似乎听到工厂车间的轰鸣，流水线上整齐排列的罐头抿住嘴唇静静等着，出厂前被敲上一个日期。他似乎享受着数字绵延带来的帝国版图的幻觉。编号是为了放宽作家自我审查的尺度吗？

　　＂穿西装的男子/在秋天的公园拾起一片/红枫叶 他靠着一座亭子/试图像古代的平民那样自然/梳洗罢 独倚望江楼/但他无法放松 他的爱人走上去/为他整整领带 于是他扔掉叶子 挺直/像一位总统在签字后那样憋气/等着快门响起 几乎倒下＂。这首在集子里已算优秀，既保留着于坚式的嘲弄和冷笑，又有即景速写的那一份潇洒利落，然而枫叶和领带之间简陋的二元对立终究缺乏批判的张力，比起尚义街6号的肉感和作品X号的无所挂碍，此诗贫瘠得像一篇才华横溢的博客日志。如果此论叫人觉得是求全责备，那么不妨看这两首：＂那些小说家都是/诗歌之蛹变成的/但在那些真正的蝴蝶中/没有小说家＂以及＂像一只大胖子鸟飞机/咣咚一声 撞在城市的肚子上/立即病狂地跑起来/仿佛在倾刻间/被滑雪队录取了＂，依旧才华横溢，比喻扣人心弦，同时从博客滑向了饭否。剩下的更失败的作品就不用再提了，从这几首已经可以看出便条集的由来：愤怒琐碎成牢骚，嘲讽空虚成调戏，于坚大叔知道，只有把诗笺裁成便条才算践行黑格尔形式与内容必须通一的教诲。

　　良莠不齐的背后，是松懈和殆惰，是对难度的遗忘，对苦修的背叛，是功成名就和志得意满——原谅，这都是臆断；我过于失望了。＂秋天的阳光越过昆明附近的高原/照耀着穆旦的大学/青云街和翠湖依旧遮蔽在乔木之中/在树枝下 避暑的职工的学者同样空虚/在他们中间没有穆旦其人/在昆明以远的各站/也没有＂。

　　这首诗，也在便条集里。书里这样水平的，有却不多。要十分耐心地在这两百多叶没有题目只有编号的习作中苦苦寻找，才找得回于坚。既然他生产诗集时计算了读者的耐性，那我读它时就不能不计算上定价了。

　　看完《高考1977》，心中怨念成火。

　　因为目的是准备高考，所以强子盗窃的事情可以被原谅，被警察鼓励，甚至成为一段高考佳话？

　　电影对陈德甫历史事迹的故意回避，似乎言外之意是事实无所谓，但凡当初被扣上帽子的，现在一股脑都是受害者，都可以出来撒撒委屈。毛泽东说谁是历史反革命未必真是反革命，凭什么邓小平说谁不是历史反革命就一定不是历史反革命？

　　强子似乎是改革开放中受益者的典型形象，耻于居人后，敢于钻空子。谁也不能干涉法律赋予他的考试权利，他绝食期间振振有词，一个枚公章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真是掷地有声啊。问题是高考制度是公平地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吗？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高考就不是公平的。农村娃考上的少，城市娃考上的多，明摆着——格瓦拉说，很多事是形势决定的，没有美帝讲的那一套自由。高考保障的是既得利益者；而但凡不是既得利益者，也将被高考改造成既得利益者。强子口口声声说的人味无非资产阶级的阶级认同。老迟已经反问了：“你懂什么人味？！”

　　电影一开始就把根宝塑造成个窝囊废，所以他舍生取义的结局似乎是完满的。然而，如果他活着，没有考上大学，一直呆在农场，他的一生就晦暗无光了吗？他就不能幸福，不能得到一个人的尊严吗？

　　伪造公章竟成了深沉的父爱？结尾招生办的领导决定犯错误的原因是“为自个儿的孩子”，陈德甫教训老迟时也是反问如果有人这么对你的孩子你愿意吗，这跟强子盗窃的正义性来源一样：私。维护私有财产是天赋人权！资产阶级啊，你的是非在哪里？

　　老迟的问题，谁来回答：“知识分子应该离开这儿，难道我们转业干部复员军人就有义务呆在这儿吗？”

　　我这么说，所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有权利来骂我；但是后来的同情者，滚蛋。

    看完《风月无边》，心想，今天的李渔是林兆华吗？是张纪中吗？是陈骞吗？

    又想，话剧的影响为啥局限于北京，因为这毕竟是个地方戏种。叫李渔说京片子，叫包拯说关中话，不都是地方戏的做法吗？老舍和人艺的组合，那才是样板戏。林兆华的身后是老舍菊隐于是之，他的意义须放在地方戏改革的视角下重新估上一估。

    有头有尾才叫巷子，半截巷叫半截巷正因它有头无尾，是条死巷子。半截巷的尽头是个老坟院，姥爷生前买下，做个小园子经营，种树养禽，安享晚年。只是当年买下，也是一场刀光剑影。

    进了前院，赫然看到了三层半高的水泥保垒。＂老坟院的小楼盖好了。＂这正是妈妈带我回姥姥家的理由。姥姥在后院里坐着，妈妈透过新房的窗户看到她，姥姥很高兴，远远地招呼：＂弄鸡窝呢！＂走近才看到，姥姥正摁着一只鸡，黑毛披身，但头颈几乎全秃，裸露红腾腾的皱皮。我看到那个忘了是舅舅还是舅爷的远房亲戚正拧着铁丝固定窝门，冲他点头笑了下。＂斗鸡！＂姥姥介绍。我这才发现窝里还立着一只，真雄伟，但究竟少了冠子。这就是弄俩鸡窝的理由吧：得分开养。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树高的是核桃，低的是樱桃。我不懂植物学，只是吃过这儿的核桃和樱桃。虽然院里还堆着脏兮兮的建筑材料，地上还铺着呕吐物或剩饭，终究算是从四面的公寓和农民自建小楼之间独立出来，一亩地得一片天。陶潜的新闻也不过如此吧，也许他只是偏爱夸夸其谈，没胆量把那＂不过如此＂的意思露出一个角来。

    我发现脚边一只西瓜虫，就是背着甲，危机时能团成个硬球的虫子。但也许是赘肉太多，无论我怎么戳这虫肚子，它都不能像小时候看到的那样卷起身子，而只是仰面躺着，慌乱地划动十只细腿，像个失语的痴儿的十支手指头，一个劲儿摆活。最后的兴致也没了。无聊透顶。我抬起头，看到两只肥鹅大摇大摆地在院里巡视，一前一后，抻着脖子，大声叫嚷，无所谓地践踏着老头老太太们的坟头。坟大都被踩得近平，但仍略有弧度，仍然足以使巡视者起起伏伏着，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究竟怎样生活才不是逃避生活？

    真虚弱呀，好像我只喜欢喜欢我的人。

    刚搬到西溪的那三四个月算是豆豆和我的恋爱期。我闲时就骑车去玉泉，后来是紫金港。跟金金买那辆二手车，不就是这个用吗？一个人骑车，骑可远；因为对目的地 非常放心，这倒成了无目的事；一路上塞着耳机，表情冷酷，自顾自瞎想，或沿途看风景。时或三五天不见，会猜对方心思，会送个礼物，会编些沁人心脾的借口。 煲电话使这距离更绝对起来，也似乎更耐人寻味。为维持某种感觉所动的小心思，因动心思而得到的快感，都在来年三月搬进望月阁楼而慢慢失去了。

    恋爱就是动那些特定的心思，做那些特定的事情。动了这些心思，做了这些事儿，自然会有某种心态出来，而不是相反；好像毕业生进了个单位，每天学着做一样一样的份内工作，渐渐就有了工作的心态。我有过这心态，这就是一边自恋一边以为这就是爱一个人了吧。

    看到一个清洁工，三四十岁吧，生育后的走样身材，但她认真地化了妆。

    三点半体检才结束，去温州村吃碗面。女娃正在店门口择蒜苗，看我要进来，忙跑进里间，叫他哥干活。寥落的下午，再没有一个客人。干掉手里活，等我吃完的当儿，兄妹俩有所收敛地打闹起来。

    没有比公交车上一车人都找到座位更和谐的场面了。

    反对保护主义，共振世界经济。听着像八国联军时列强的口气。

    和李晓焜一起打扫阳台是我关于阁楼最美好的最好的记忆之一。当时这个山东男孩还是阁楼最神秘的成员，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不知道是因那可和我分别在厕所阳台劳动时他不小心看到又不忍心旁观，还是我们过于享受使他不能自已，他最终加入了这次大扫除。他穿着大裤衩，第一次真真切切站在我面前，就在阳台门里头，语速缓慢：＂要不要帮忙？＂我逆光看着他，眼花得不可思议。后来我俩不光清洁了地板，还把阳台上两扇玻璃推拉门卸下来，擦洗冲晾。阳光从屋檐下涌入，将两块玻璃板拍得啪啪作响，浪花四溅。

    想到这，是因为这个同样阳光旺盛的下午我又打扫了阳台。半年多来第一次，这地方已经荒芜得长出青苔。没有那可也没有李晓焜，我一个人扫地，拖地，清理水池，灭虫。

    最浪漫的事情发生在清扫即将结束时，我正要收起晾在栏杆上的亮绿色的塑料脸盆，却发现有只蜜蜂停在里边不住扭屁股。它把脸盆当成盛开的花了吗？这蜜蜂带给我一下午的好心情。

    劳动的人最光荣。那可、李晓焜，多想和你们再一起劳动一回呀。

    晚上剧组闲聊小聚结束，笨、陈骞和我去打乒乓。因为建筑施工，去风雨操场得绕到游泳池后边。这样，走到半路我们便改变了主意，径自走进游泳池地下室。没人，没锁，没灯。后来李季也到了，我们坐在地下室讲鬼故事。

    听了陈骞说百物语的游戏我开始激动，说什么这就是戏，就是现场，就是节日，说什么目前排这个戏就应该有这个状态。这时李季轻描淡写地说，其实每周有两天排练，平日里大伙惦记着，琢磨着，到时间纷纷赶来，这就已经是节日了呀。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4页：

    “ 对于做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感到厌烦；我不会厌烦散步，这种尝试简直太妙了；我也不会厌烦躺下，愿意起来马上就起来，也不会厌烦；我也不会厌烦策马而行，这一 运动对于我的冷漠性情是极其剧烈的；我唯一厌烦的是乘坐马车，悠哉游哉地，偶尔也会轻盈地摇晃几下，任凭各种物体从我眼前一晃而过，流连于每一样小小的景致，只是品味我的消沉——我的思想和概念乏味得很，就像太监的性冲动——甚至中世纪的精辟语言也不能驱走弥散在我周围的空虚。此刻我才真的理解基督的话就是生命和灵魂一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了——总之，我不会厌烦再抄写一遍我刚刚写下的文字，也不会厌烦把它们一笔抹掉。”

    啊，我不会厌烦再抄写一遍我刚刚写下的文字，也不会厌烦把它们一笔抹掉。